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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马蒂斯的肠癌手术让他无法再从轮椅上站起来,竹竿炭笔被弃在了一边,但这似乎也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上的突变契机。在其生命中的最后15年,马蒂斯拿起剪刀和彩纸,一开始似乎只是权宜之计、一种尝试,但这种实验最后却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
这些作品通过书籍插图、彩色玻璃窗、瓷砖壁画、宗教法衣或其他纺织品,喷射出马蒂斯融其一生的对绘画的思考。我们在这些既极度抽象又万分形象的剪纸作品中,看到了雕塑形式的注入,从早期绘画中升华的纯粹酒神精神的释放、不同物质媒介所赋予色彩空前的明度和亮度,更看到在轮廓塑造上对抽象/具象边界的博弈,同时,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男性终其一生却始终持留的孩童般的反叛与自由。
切割、组合、重新切合、重组,剪纸拼贴画的制作过程,将体验、观察、创作、思考之间的循环流动定格在最简单的形态上。宏观来看,马蒂斯的剪纸艺术出现在其创作生涯的后期绝非偶然。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道:“在艺术史上,许多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总是带有颠覆性的剧变。他们用双手亲自将一辈子所惯用的形式打破,用撕裂它们的方式去创造一种破碎的风景”。
马蒂斯1953年创作的大尺寸《蜗牛》 (The Snail)可以说这是他最为抽象的作品。马蒂斯除了使用剪刀,甚至直接手撕,将三组对比色纸片以螺旋状向外旋转扩散。在画了许多自然界的蜗牛后,马蒂斯忽然注意到一种景象,即蜗牛从壳中伸展出身体的瞬间,于是便有了这幅作品的灵感,而三组对比色的使用则传达了自然界最为全面而生动的色谱,所以他还给这幅作品起了另一个名字——《色彩构成》( La Composition Chromatique),它既是如自然界般全面而融合(色彩的范畴与圆心),又是破碎而分解的(色彩的对比与放射分离)。
在1949年创作的《舞者》(The Dancer)中,舞者几乎与摇曳的植物融为一种形态,她们跳进了1953年的《花束》(The Sheaf),簇拥在一起,彻底打破了对于形象边缘的界定与勾勒,物质的内涵通过色彩流溢出来,形象变得,并非不重要,而是更开放、更具有弹性。
The Sheaf, 1953
萨义德也在其著作《论晚期风格》中,将马蒂斯的剪纸作品评为艺术家晚期创作生涯中至高无上的例子之一: “后期作品展现了我们一生审美的努力,伦勃朗和马蒂斯,巴赫和瓦格纳……我想要探讨对这种晚期风格的体验,它包含了一种骚动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
在萨义德那里,这些作品与具有同样的变革意义: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让·热内的《爱与俘虏》和《屏风》、莫扎特的《女人心》、维斯康蒂的电影《豹》(根据兰佩杜萨的同名小说改编)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它们都以同一种简洁的力量展现了那些经历了变故的艺术家的人生最后阶段,使死亡径直进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的特点。
从马蒂斯那多彩、简洁、摆脱了形制的晚期剪纸拼贴作品中,我们看到疾病和死亡对艺术家的积极影响,但这些侵袭自身的内容并不沦为艺术家描摹的对象,它们的作用,反倒是让艺术家更自如地打开视界,在花花世界中看到正向其绽开的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