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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箴图》:英国人用25英镑捡的大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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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箴图》局部
 《女史箴图》局部

  ◎张震

  1903年1月7日,来自约翰逊上尉(1870-1937)的一封信表明:大英博物馆需要支付25英镑给他购买一幅画卷。是年4月8日,画卷拥有了大英博物馆现在的收藏编号。没过多久,大英博物馆的研究者就知道他们捡了一个天大的“漏”:这幅售价25英镑的长卷,就是赫赫有名的《女史箴图》卷!

  虽然尚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卷轴画之一。

  盖满历代皇帝印玺 传奇有真有假 

  以前不少人都相信《女史箴图》中历代皇帝的印玺确凿无疑。人们这样解释其流传的路径:此卷在唐代为皇室收藏,后来被宋徽宗所得。在汴梁城被攻掠之前,此画已流落到南方,后来成为南宋内府的收藏。在宋金议和时,此画作为礼物送给金朝,成为喜爱汉文化的金章宗的宝物。

  图上的 “弘文之印”等印章以及尾纸的《女史箴》文,成为其显赫流传身世的证据。

  《女史箴图》上的“弘文之印”,一直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章,它与唐代宫廷的弘文馆有关。但近年研究发现,它在北宋时期的作品上也出现过,故与唐代皇室无关。“御书”、“宣和”、“睿思东阁”是北宋徽宗赵佶的印玺,“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1107-1187)的印玺。但《女史箴图》中只有“睿思东阁”是真印。 “广仁殿”、“群玉中秘”是金章宗的印玺,而研究者认为画卷中的“广仁殿”是伪,“群玉中秘”是真。因此画卷是否进入南宋和金内府都令人生疑。

  而画后面尾纸的那段《女史箴》题跋,不少著录认为是宋徽宗所书。实际上,它是仿学宋徽宗的金章宗的墨迹,因为题跋上钤盖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收藏家印章与画心的并不一致。到了清初,从梁清标开始,画心与题跋的印章开始重合。

  收藏因传奇而更加增添了神秘和魅力,也因传奇而牵强附会。在元代之前,关于此画的记载语焉不详。早期的著录也并不丰富,米芾的《画史》简略谈及了收藏者,《宣和画谱》则只记画名。前代的印章可能被后来的人使用、甚至伪造。但画卷上宋徽宗的“睿思东阁”和南宋贾似道的“秋壑图书”等几方印章没有疑问,结合文献记载,研究者认为:此幅绘画至迟也不会晚于北宋出现,在南宋时为贾似道所藏。

  南宋之后一直到乾隆皇帝,画卷的流传线索就比较清晰。元代的阿里,明代的严嵩、项元汴、顾从以、张准等,清代的梁清标、笪重光、安歧、乾隆皇帝等,都先后成为此画的收藏者。明代还有两位著名的文士——王世贞和董其昌在他们的文集中留下了品赏绘画的记录。

  在此卷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之前,留下诸多鉴藏印记的是乾隆皇帝。因此,乾隆也曾经被认为是此卷在中国的最后一位收藏者。

  “四美具”之首   乾隆爱若珍宝 

  《女史箴图》、《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注:除《九歌图》为国博收藏,其余三者现分别藏于英国、日本、美国博物馆)在晚明时为松江顾氏收藏,曾经董其昌的品赏。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天,乾隆发现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令词臣董邦达绘制了《四美具合幅》册页(现藏天津博物馆),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志此事。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将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颜其室曰“四美具”,纪念这四幅卷轴在经历两百年分离后又在他的宫廷不同寻常地团聚。

  唐朝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四美具”表示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事皆备。而乾隆认为《女史箴图》在“四美”中最为古老而珍贵。乾隆在此卷尾跋中云“董香光跋李伯时《潇湘图》云:‘顾中舍所藏名卷有四’,以此为第一”。对于乾隆来说,《女史箴图》是他书画收藏中的至宝,重要程度不亚于他认定的“三希堂”中的三卷东晋法书。

  《女史箴图》上留下乾隆大量品赏和收藏的印记。在此卷包首的题签上乾隆御笔:“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内府珍玩神品”。在此卷的引首乾隆书:“彤管芳”。

  乾隆富有开创性的鉴赏活动是为书画留下“画跋”。在本幅与尾纸的隔水上乾隆御笔绘兰花一株,并且题跋云:“长夏几余,偶阅顾恺之女史图,因写幽兰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尔。来青轩御识”。在此幅的尾纸上,也有乾隆的长段题跋,他盛赞顾恺之的画艺,并为此卷进入宫廷而颇为得意。乾隆还令画家邹一桂绘制了一幅《松竹石泉图》,附于此画的卷尾。在这幅绘画上,也留下了“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乾隆晚年的印玺,说明他在晚年还多次欣赏此画。

  乾隆因为大量在绘画上钤印、题跋“留念”——热情参与名画的“再创作”,而受到当代艺术史研究者的诟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幅绘画上没有后来清代宫廷的印玺和题记,在乾隆之后的去向,引发了诸多的猜想。

  贵妇相赠?国宝落入侵华英军上尉之手 

  根据故宫博物院1934年的《故宫周刊》介绍,《九歌图卷》在民国以前一直保存在宫中。而《蜀川图卷》曾被端方所收藏。根据端方《壬寅消夏录》,他大约在1902年前后得到此卷。

  不难发现,“四美”,当然也包括《女史箴图》,在1900年之前,还是在宫廷之内的。但这幅画在流失之前,究竟存放在何处呢?

  根据《故宫周刊》,《九歌图》在1934年是在颐和园的,因此慈禧有可能在1900年之前已将图卷从静怡轩移到此地。这就意味着《女史箴图》和另外“二美”可能也被同时移到这里。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九歌图》是在1900年之后才被放到颐和园的可能。

  清代宫廷内的文物虽然有较为固定的藏所,但也经常移动,绝非固定不变。《女史箴图》最初的藏所是紫禁城的御书房。后来因为“四美”团聚,此画被移存在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即使储存在静宜轩之后,皇帝因为观赏之需,也把此四卷携至香山等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很难断定此卷在流失之前,究竟藏于何处。

  在向大英博物馆出售《女史箴图》之前,约翰逊1900年到过中国。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孟加拉第一枪骑兵队奉命参加了八国联军“解救北京”的战役。根据档案记载,他们当时驻防地为城东,包括东交民巷使馆区。当时英军曾派遣由诺艾尔·德·布雷少校(1861-1949)率领的小分队接管了颐和园。据记载,有12个来自孟加拉枪骑兵队的骑兵协助了占领,可是约翰逊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约翰逊上尉的女儿贝提·曼扎诺女士在1985年1月7日参观大英博物馆后所写的短笺称:“我父亲——孟加拉第一枪骑兵队上尉约翰逊,在义和团期间驻扎在北京颐和园。出于偶然,他发现一位出身显贵的中国夫人和她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便帮助他们得到了安全。这位夫人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和保护,将此卷轴作为礼物赠送。在他回到英格兰后,于1902年10月9日将它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描述约翰逊在中国取得《女史箴图》的具体情形,这个家庭传说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有一点是不需要怀疑的:《女史箴图》是在那次“解救北京”的战役中流失海外的。不管是贵妇人赠送还是在战乱中盗取,结果都是一样:这件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从此离开了它的根脉,浪迹异域。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段民族、国家的伤疤自此已经深深地烙在这幅无辜的绘画上……